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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党一直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新中国建立时，我们党通过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以后又颁布了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依法领导和管理国家、社会。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立宪的条件具备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并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后实施。“文化大革命”后，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我国的法治实践证明，形成于我们自己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治国理政与西方学者论述的现代治理的概念有类似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如何正确处理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是党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在国家管理事务相关活动的话语表达上，过去多使用“社会管理”、“社会管制”等词汇，这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有关。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均提出治理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我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

安理会援引第七章采取的行动，都是无需获得对象国允许的行动。其中既有由于两国或多国间的事务（包括冲突、以及违反安理会要求的“合作”行为）而针对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也有由于一国国内的问题、针对这个国家采取的行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维持和平的职能，是罗斯福等联合国制度设计者的最重要初衷：委任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以保障世界和平。这个国际组织的权力基础，是具备广泛共识、且拥有压倒性实力的几个大国（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冷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这一职能，美苏对峙基本瘫痪了安理会实施强制行动的能力。1946-1989年间，安理会平均每年召开67.5次会议，但仅共通过8项援引《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行动的决议。[7],四中全会没有忽视这一点，《决定》中说：“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是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规定在《决定》第三部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对政府决策责任的规定，因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本质上是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从主体来看定位于行政主体，而在事项上定位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行政决策作为行政机关对关涉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等事项所作的决定，可能因管理权限的广泛性、政府规模的扩张、政府系统的日益复杂化，决策项目所关涉的公共利益大小和公众的广泛程度而有巨细之差别。同时从法律的视角来看，有些决策项目是行政机关基于宪法和组织法所赋有的固有权限，而直接作出的具有强制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决策;有些决策项目则有可能是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甚或是根据党的方向性决策，结合自己辖区的特色和特定行政目的而就明确这些政策而作的决策，一般是针对特定事项作出的决策。这些不同的行政决策行为本身受现行法律制度约束的强度和效力是不一样的。一些公众利益涉及面小的行政决策会因行政诉讼共同诉讼制度的规定而受到行政救济体制的及时制约;而对那些涉及公共利益或众多公众利益甚至两者兼具的行政决策，则因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体制极不完善而处于未严格制约状态，当然这类决策行为如果严重违法则可能因触犯刑法中的渎职罪或滥用职权罪而受惩处，但这是一种事后制约且有时候证据难以锁定，决策者往往会在决策过程中忽视这种制约。如果此种制约不到位，可能给行政决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制约的强度不够而其造成的损害和影响又特别大，对这类决策行为科以严格和复杂的规则追究决策者终身责任是必要的。

【編輯:李恩珠】